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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李嘉荣律师

    李嘉荣律师,广东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核心成员。 办理成功案件: 1.吴某峰涉嫌百万合同诈骗案,获检察院不予起诉。 2.黎某华涉嫌百万受贿案,成功打掉其中的九十万,获从轻处理。 3.冼某涉嫌抢劫案,获检察院不予逮捕。 4.李某仪涉嫌套路诈骗案,获检察院不予逮捕。 5.林某涉嫌向多人行贿案,获法院判予缓刑。 6.莫某清涉嫌保险诈骗、行贿案,获法院判予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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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刑事律师谈:诈骗类犯罪因果

来源:xs.zqlvs.cn作者:肇庆刑事律师 时间:2020-03-22

  本文从司法经验出发,遵循立法者对诈骗罪的法益保护设计,分析了因果关系的确定过程,从而为不同形式的诈骗罪抽象出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链。强调刑法意义上的欺诈是从保护一般法益的角度出发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统一。在确定行为的性质时,应当统一考察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和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从特殊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应当增加刑法注重保护而行为侵害的法益因素,全面考察基本行为、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因果关系判断是司法实践中需要经常分析的一个问题,结果与责任的关系应当据此确定。刑事立法以描述客观要件(罪状)的方式界定犯罪,刑事司法也主要根据客观事实特征来确定犯罪,[1]但如果认为在确定诈骗犯罪的过程中,在行为人、行为和结果都有了证据之后,只要行为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可以确认相关行为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这在实践中有点过于简单化和不恰当。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探讨诈骗罪的因果关系,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欺诈因果关系通说及反思通说

  通说认为因果关系是事实之间的客观物理联系,一个事实触发另一个事实的关系。[2]对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调查,目前的研究一般是作为独立于犯罪主观要件的客观要件进行的。根据这种理解,诈骗罪的基本结构[3]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被害人有错误的理解→被害人根据错误的理解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

  一般来说,在此基础上,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满足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这个思考过程有什么问题吗?让我们看一个案例。

  [案例1]甲乙双方经介绍认识,乙方表示希望长期沟通。在甲方同意并在沟通过程中有两种关系后,乙方声称不合适,并主动停止与甲方联系,将甲方的微信拉黑。当甲发现并感到被欺骗时,非常生气,所以他对乙撒谎说自己怀孕了,并要求乙决定孩子的命运。之后,乙回应并要求甲堕胎,给了甲3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现行的通说,那么一个人的行为就已经完全构成了诈骗罪,并且成立的犯罪已经完成。首先,有一个完整的欺诈因果链,即虚构的怀孕事实→ b相信谎言导致错误理解→ b根据错误理解支付30万元→结果非法获得30万元;第二,整个案件的事实足以确认甲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然而,从事实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出,甲是在乙提出希望长期交往的情况下与乙交往并发生关系,上述行为建立在甲乙今后将长期交往的基础上,当乙与甲发生关系并将甲拉黑不再联系时,甲虚构了怀孕的事实。但此时甲虚构这一事实的目的并不清楚,是希望挽回与乙的关系还是以此向乙索要钱财?由此,可以发现目前将因果关系作为纯粹的客观要素考察时所确定的诈骗罪的类型化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缺陷。

  法益论者认为,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4]纵观诈骗类犯罪的法律条文,其共同指向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因此,“财”应该是贯穿诈骗类犯罪始终的一个主线,成为我们分析诈骗类犯罪因果关系时一条必不可少的线索。同时,由于诈骗类犯罪具有“互动性”特点,对这条线索还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为行为人和行为对象两种形态:对行为人而言,这条线索是“非法取财”;对于行为对象而言,这条线索则是“基于错误认识遭受财产损失”。此外,对于存在“反复互动”过程的复杂的诈骗类犯罪,我们还需要将法益侵害的辨识主线贯穿于当事人互动的全过程,即需要确认行为人的每一个行为都遵循“非法取财”的主线、而行为对象的每一个行为都紧扣“基于错误认识遭受财产损失”。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再来看这则案例。本案中,虽然甲的行为表面上充分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这只是在综合全案事实后加以筛选的结果。从行为人的因果关系链条看,甲虚构怀孕事实时的意图不明,不能确定其从始至终都具有非法取财的故意。甲的取财目的是到乙提出要给她30万用于打胎时才逐渐清晰起来的,也就是说甲虚构事实的行为与非法获得财物的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可能已经发生偏移。虽然我们不排除甲从一开始就具有“没有A, B也可”的两可心态,但依据诈骗罪的法益保护设计,只有“非法取财”目的下实施的欺骗行为才能归属于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范畴。也就是说,在此案中,我们无法排除甲欺骗之初并非基于骗取财物目的的合理怀疑,十分确定地认定甲在与乙互动过程中始终具有非法取财的目的,即认定甲构成诈骗罪已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从行为对象的因果链条看,乙相信甲的谎言产生错误认识,其实只是基于结果倒推出来的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本案中乙是否产生了错误认识始终不明。应当看到,乙对甲提出的怀孕情况一直未予核实,从行为判断,他更关注的是实现分手的结果,故不排除乙可能有着“尽快了断”的心态,打胎费只是一个名义,其本质类似青春损失费、分手费或者补偿金等。由此可见,本案中从行为人发心动念到被害人损害结果的发生,是一个由一系列行为组成的复杂行为过程。甲乙间反复互动的过程增加了案件办理的难度,如果将这个过程模糊处理,认为只要其中的行为能够提炼出因果关系链条、甲综合全案能够最终被证明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足以定罪,是不够谨慎和细致的。

  二、目的行为论视角下诈骗类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逻辑进路考察

  现象与本质是一体的,我们需要回到事情本身。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是主观意识与客观行为的统一。犯罪构成虽然具有不依人的意识转移的客观性特征,但这并不排斥其具有主观目的要素。在确定行为性质时,不仅要看到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同时要看到支配行为的人在实施该行为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人的主观心理态度确实不会影响行为、结果间的客观事实上的因果联系,但将会影响行为的法律意义。故意犯罪尤其是直接故意犯罪,每个人都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作为或不作为。因此,目的成为了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含被害人)、行为与结果间的纽带,只有在某种特定目的下行为人(含被害人)实施的行为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故而在考察行为人(含被害人)、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不能忽略行为人(含被害人)的行为目的。

  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将因果关系作为客观要素,没有将人的主观目的纳入其中,这样的理论划分本身没有问题,但用于指导实践时却显得繁冗,因果关系链条常常被粗糙地视为构成要件,由此行为人(含被害人)的主观目的有时被简化处理。如上文所举的案例1。目的行为论认为行为必须具备因果历程的目的性引导,[5]该理论虽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仍然是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有力修正。笔者以为,在故意犯罪中引入目的行为论是可行的,尤其是对存在着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取财等一连串行为的诈骗类犯罪,分析目的对于这一系列行为的统领作用是非常必要的。诈骗罪是一种互动型的复合行为犯罪,[6]在考察诈骗罪的因果关系链条时,需要整体考察行为双方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各自实施行为的目的和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中断诈骗罪的因果关系链条,或导致行为人不应就结果承担责任,或导致行为性质的变化。

  (一)诈骗类犯罪规范意义因果关系的认定

  1.只有基于非法获取对方财物[7]目的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才能成为诈骗罪中“骗”的行为

  诈骗罪的因果链条起因于行为人的“骗”,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任何实施“骗”的行为的最直接目的都是要使对方信以为真,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但必须意识到,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仅仅是实现行为人最终目的的中介。行为人实施“骗”的行为,最终可能是为博取好感、满足虚荣等,而不单单只是为了获取钱财。因此,在考察行为人实施“骗”的行为性质时,必须考察行为人的最终目的,只有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终目的才决定了其行为性质。对于以非法获得对方财物为目的的诈骗罪的“骗”而言,不仅仅是让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实现自己“骗”的真正也是最终目的——获取对方财物。

  因此,诈骗罪的第一个因果链条就是行为人基于取财目的实施的“骗”→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

  2.只有基于非法获得对方财物(财产性利益)的索要行为才能成为诈骗罪中“取财”的行为

  诈骗罪中行为人的最终目的是非法获取对方财物,因此在行为人虚构事实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后,必然要实施第二个行为,即索要财物。索要财物在诈骗罪的整个因果链条中居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既是实现行为人最终获得对方财物目的的因,又可以说是行为人“骗”的果,它暴露了行为人实施“骗”的真正目的。

  如果不考虑行为目的,而仅仅考虑索要财物和获得财物两个客观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不能正确理解诈骗罪中的这个因果关系链条。实践中,常常会有行为人因一时资金周转困难而骗取借款进行临时周转的情况,如骗取贷款罪中的行为人,此时,行为人索要财物是出于“临时借用”目的而非“永久获得”目的,基于此种目的实施的行为显然不构成诈骗罪。故基于借用目的实施的“索要财物”行为不能成为诈骗罪因果链条中行为人获取财物的“因”。因此,加入行为目的要素后的诈骗罪的第二个因果链条就是行为人基于永久获取对方财物目的而实施的“索要财物”行为→行为人取得对方财物。

  以上反映了诈骗行为中行为人行为复合型的特点,但诈骗行为还需被害人的配合行为,因此,在描述诈骗罪的因果关系链条时,要考虑被害人的行为、行为目的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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